《网络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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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艾肯博士，著名刑事科学法医心理学家，网络心理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欧洲刑警组织顾问，曾与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联邦调查局（F.B.I.）和白宫下设的多个全球机构合作，开展科研培训的研修班。她研究的领域包括网络安全、有组织网络犯罪、网络跟踪、技术辅助贩卖人口、网上儿童权利等。她还是海牙司法门户基金会顾问委员会成员，致力于国际和平、正义和安全事业。她的突破性研究激发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剧《CSI：网络犯罪调查》的播出。

很多人说，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上网就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他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是因为受到了知觉的欺骗，以为什么都没有改变。毕竟他们坐在自己家里，周围环绕的是熟悉的物品，而且坐在熟悉的椅子和沙发垫上。在他们心里，自己哪儿都没去。但是网络环境的条件和质量有别于现实生活。我们的直觉是在现实世界中长期打磨的产物，到了网络空间里，将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的工作并不是批判技术。注重平衡的科学才是一门好科学。如果我过于侧重技术的消极影响，那只是为了把辩论拉回平衡的状态，而不是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或商业目的。我的工作是尽可能提供一些实用的智慧。这些智慧来自我们对人类的了解，以及在使用了设计出来的各种技术产品之后，人类的认知、行为、生理、社会、发展、情感和激励能力如何受到了利用、损害或改变。

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看，网络上发生的事情有点像流感病毒或埃博拉病毒。一旦网络空间的行为发生变化，由于参与的人数太多，这些变化会在现实世界中成倍增长，进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规范。我把这个现象称为网络迁移。这就意味着，在线体验和环境的影响不但深远，而且在不断发展。不管我们身在何处，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网络空间似乎具有某种魔力，可以驱使人们去冒更大的风险。

人们误以为，网络环境比现实生活更安全，在网上与他人联系比面对面接触的风险更小。但是，我们的直觉只在现实世界接受过训练和打磨，一旦失去现实世界提供的线索和其他细微的信息，例如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实际空间，我们将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在网上与他人交流时，并不是面对面地进行，而是匿名交流，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没有人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正如本书序中指出的那样，在网上，我们觉得非常自由、勇气十足。在网络环境中，人们之所以能够抛开束缚，行为举止像个“醉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网络环境就像酒精一样，会影响人的判断力，让人变得更加冲动。于是，在网络空间这个随意、匿名，以及没有距离感的虚拟现实环境中，出现了去抑制化现象。

通过自拍照、色情信息这种不断变化的求爱仪式，以及在社交网站上轻浮的调情，网络空间的特征可见一斑。在网上，我们可以毫无顾忌、胆大包天、直截了当。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可能会展现自己的常识、理性和克制，而进入网络空间后，这些素养都被抛弃了。为什么?

在网络心理学中，学者用在线去抑制效应来解释这种胆大包天的行为。约翰·舒勒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现在，这个概念不仅被人频繁引用，而且被该领域的学者所接受。后来，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解释——在线升级。对此，我曾经有过研究，并且撰写过相关文章。我使用这个概念，解释问题行为在网上是如何放大或扩大的。从利用令人愤怒的邮件、骂人的短信、攻击性的帖子进行超级恶心的互骂，到挑衅性的评论，无所不包。

作为刑事科学网络心理学家，我曾经见证过无数起这样的案例。只要技术与某种潜在的倾向或某种行为趋势相结合，就会使该行为放大或扩大。

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极大痛苦的行为趋势和缺陷将会在网络上引发更多的冲突。任何行为都是如此。

网络空间成为变态行为的温床。现实世界的行为一旦迁移进去后，就会被迅速放大。有时，这种迅速放大还会对现实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

在心理学上，恋物癖是一种精神健康疾病，主要表现为把无生命物品当作性满足的来源。

童年经历似乎能够解释某些恋物癖。心理学家罗伯特·克鲁克斯和性治疗师卡拉·鲍尔在他们合著的教科书《我们的性》一书中认为，男孩可能会把自己情感上的重要人物的物品与性兴奋联系在一起。这个联系过程就叫符号转移，就是想象迷恋物具有物品所有者的能力或本质。

有些专家认为，迷恋行为与强迫症有相似之处。跟强迫症一样，一旦迷恋行为根深蒂固，就会变成一种冲动，无法控制。换句话说，这种行为难以抗拒。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一般情况下，条件反射过程会加剧恋物癖。

取决于权力或控制的需求和被动或脆弱的表达方式，施虐受虐行为有的轻微，有的严重。施虐和精神病之间是共病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特征经常一起出现。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过去30年，大量的研究表明，有施虐受虐行为的人在心理和社会表现上都显得很健康;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收入和职业地位。通过这些研究，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温伯格博士的结论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施虐受虐者的情感和心理都很平衡，一般对自己的性取向没有不适感，而且善于社交”。

对绑缚与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感兴趣，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很严重，但鉴于在过去的10年，网上关于绑缚与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的内容突然增加，以及这种行为的普及和常态化，我必须思考这种现象对那些心理健康有问题和有障碍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互联网发明之前，要想找到一个愿意合作的搭档或一群人来参与绑缚与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的场景并不容易。我一直在研究我所谓的在线联合的理论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指的是某种行为在科技时代的数学集合。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如果我是北达科他州某个小镇的一名性罪犯，而你是佐治亚州乡下某小镇的一名性罪犯，我们在现实世界见面的概率大吗?

过去，这样的见面要受到概率与地域的限制和约束。换句话说，要受到距离和机会的限制。两名性罪犯彼此的生活相距甚远，见面的机会 (如果有)非常小。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不只性犯罪者，饮食失调的女孩、网络罪犯、有恋物癖的人都有了相互认识的机会。所有这些团体的特殊爱好都可以轻松社会化、常态化、便利化。我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但我认为，这种网络效应可能会让变态、犯罪和异常行为在普通人中激增。

在线联合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志趣相投的人，而且会让这些志趣常态化和社会化。但我认为，如果这些志趣是变态或犯罪行为时，我相信，如果不加以甄别或者解决，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社会。

在《牛津心理学词典》中，社会化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人从婴儿期开始，习得态度、价值观、信仰、习惯、行为模式，以及积累社会知识……为了符合个人所在的社会、群体的要求，调整个人行为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或社区在同化新成员时，会用自己的方式了解他们，教育他们。在网上，了解的过程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规范和章程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达给他们的。如果他们接受了，就意味着社会化成功了。在社会心理学中，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常态化”。如果你参与了某个群体，可能会注意到，如果成员与其他人建立起了感情，就得到了群体的认同。这是群体发展常态化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联系越具体，纽带就越强。从网上非典型性偏好的角度来看，迷恋物就是一种联系。

《五十度灰》的流行，让绑缚、支配和性施虐行为常态化，让它们不再是禁忌或禁止的话题。专门讨论这种做法的在线网络社区让恋物癖社会化了。换句话说，这部小说的流行会让人觉得自己可以表现出对绑缚与调教、支配与臣服、施虐与受虐感兴趣，可以自由自在地浏览涉及这些话题的各种网站。一旦你与成员互动或加入社区，就进入了某个信仰体系，就意味着你可能会学会这里的态度、价值观、信仰、习惯、行为模式和你加入的社会所积累的知识。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现象叫作个人“参照群体”。

在网络治理方面，英国政府与时俱进，修改了付费视频点播电影的相关规定，而且现在已经取缔了呈现虐待、暴力和施虐行为(如鞭打、疯狂地鞭打、打屁股、颜面骑乘、危及生命的窒息行为)的图像。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一点也不意外。我相信，如果对网络空间做更多这样的道德思考，治理的力度再加大一点，教育做得更好一点，如果有必要，出台相应的监管规定，那么一些弱势群体就可以免受伤害和疼痛，防止易感人群出现毁灭性的结局。

网络暴露癖最早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大学的艺术项目，名叫“詹妮的镜头”。一个年轻女子在她的宿舍，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做直播，最终演变到向观众展示她的裸体，甚至让观众看她做爱。

偷窥狂和暴露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与寄生关系类似。电视真人秀诠释的就是这种现象。

在我们的文化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年轻时曾经抓住过更多的机会，冒过更多的风险。对于那些自制力强、不喜欢冒险的人来说，的确如此。而对于极度冲动的人来说，可能会截然相反:他们后悔的不是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而是做过的事。

冲动有三种类型:身体上的(不能安静地坐着)、认知上的(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感官上的(难以抗拒的感官刺激)。在这三个方面都极度冲动的人，往往焦躁不安、随遇而安、不喜欢事先做计划、不节俭、不面向未来。通俗地说，他可能有注意力缺失症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但也可能比这个问题更复杂。

在行为心理学中，学者一致认为，要激励大家，间歇强化比连续强化更有效。如果你在游戏中偶尔得到一次奖励，继续玩的积极性就会比每次都能得到奖励时更高。

与现实世界的其他上瘾行为一样，网络购物者也会陷入在线放大的恶性循环:为了有个更好的心情，购物者会在网络购物和消费过程中体验快感，但紧随其后的是失望和内疚。为了感觉更好，购物者又开始了一轮冲动购物和消费循环。印第安纳大学应用健康科学系的名誉教授露丝·恩格斯认为，有些人因为内疚，会退回购买的商品。然后，再一次引发另一轮疯狂购物。购物瘾是一种自我疗伤方式，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愤怒、孤独、对自己失望或抑郁。这种上瘾行为是典型的过山车。

研究显示，游戏瘾通常与情绪或情感障碍同时出现，包括抑郁、焦虑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认为以下4种行为特征是构成网络成瘾必不可少的要素，并且建议继续研究:

1.过度使用互联网，常常伴随时间感的消失，或忽视基本生活需求。

2.当不能使用电脑时，有脱瘾的感受，包括愤怒、紧张或抑郁。

3.耐受性，包括需要更好的计算机设备、更多的软件或者更长的时间。

4.不良后果，包括争吵、说谎、学习成绩较差、工作表现不佳、社会孤立和疲劳。

不管是现实世界的，还是网络上的强迫症病人，都会表现出另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抑郁症。在研究希腊的370名青少年时，网络使用上瘾的主要预测指标是上网时间。这些青少年身上有一个明显的共生现象—抑郁和“控制点低”同时存在。

控制点这个心理学概念是朱利安·罗特在1954年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他把成功或失败，归因于个人实力和持之以恒，还是归因于命运的转折。控制点是人们对自制力的一种信念。在拉丁语中，“点”这个词指的是“地方”或“位置”。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和结局负责，相信是你在推动事件的发展，那么你的控制点就来自内心(有时叫“控制点高”)。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决定和生活受到了环境的约束，而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环境，因为一切是由机会或运气决定的，或其他人在操纵整个局势，那么你的控制点来自外部(有时叫“控制点低”)。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失去了控制，而互联网看起来可能是个更好的环境，这种想法就会改变你的控制点，因为互联网有求必应。通过电子设备访问互联网，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认知行为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博士在他撰写的《习得性无助》和《蓬勃发展》这两本专著中认为，技术和产品的超级响应能力会给用户带来一种控制的错觉。“这些技术设备的响应能力极强，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见过的所有物品都无法与之媲美，”塞利格曼写道，“但问题是，它们赋予我们的这种控制感对于结局的影响，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它们承诺的比实现的多。不但不能让我们以更有效的方式享受物质生活，它们自己反而变成了物品，排挤其他物品(当然是被尘上覆盖、响应较差的物品)。

简而言之，是技术掌握了主动权，而不是青少年。技术一边带来控制的假象，一边暗中破坏控制。

2009年，（哈佛医学院教授兼精神病学家马丁·卡夫卡）他发现:性欲亢进障碍是性欲障碍的一种。它的特征是:刺激性幻想、性欲、冲动、带有冲动成分的计划行为(适应不良的行为反应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的频率和强度在增加。性欲亢进障碍患者很容易出现焦虑情绪，并且通过性行为来缓解焦虑情绪或带来焦虑感的生活压力……性欲亢进障碍患者长时间沉浸在性幻想和性行为(性关注/性痴迷)中，而且有严重的意志障碍或“失控感”，具有去抑制性、冲动性、强迫性或上瘾行为的特征……性欲亢进障碍患者在临床上表现为个人苦恼显著、有社会和医学上的病态表现。

然而，美国心理学协会选择无视卡夫卡陈述的事实，决定把性爱上瘾排除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之外。

我不禁想起1954年的一项研究。研究者彼得·米尔纳和詹姆斯·奥兹发现，大脑的快感中心在电极的刺激下，会让老鼠放弃所有努力，放弃正常的生活。如果老鼠按下杠杆，得到了刺激，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按，直到耗尽所有力气。它们不再睡觉，停止进食或饮水，简直开心得要死。

我的基本信念是，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如何使用技术。目前，技术的设计似乎总是刺激过度，其实技术也可以带来安慰。

个体有效地适应新环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拥有知情权、了解新环境、研究新环境、警惕危险和陷阱。互联网可能是人类创造的最具吸引力、最有诱惑力的发明。我们的进化本能，如搜寻，让互联网难以抗拒。更不用说诱惑、信号、警告、提示、有趣的失败和激动。为了理智地适应环境，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自己，并且深入研究一下所有的事物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的。

对于那些行为控制出现问题、注意力不能集中、有强迫行为倾向、在冲动性量表中得分较高的人来说，网络环境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问题。这些人在网上更容易受到伤害。网络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就像赛马场或赌场会给赌徒带来祸事一样。如果你很冲动，就必须小心谨慎。

如果宝宝花太多时间接受网络刺激，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不接触真实的人、真实的宠物、真正的玩具和真正的物品，宝宝的早期认知能力，如同情心、社交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会受到损害。

你知不知道看着宝宝的脸很重要?除了喂奶、换尿布、拥抱和蜻蜓点水似的亲吻，婴儿还需要交谈、胳肢、按摩，以及有人陪他一起玩。他们需要与你有眼神交流。早期的儿童发展研究，没有不支持这个观点的。

通过观察你的面部表情(你平静地接受他们、你的爱和关注，甚至是偶尔无能为力的恼怒)，婴儿才能茁壮成长。这就是情感依恋类型的习得过程。婴儿的情感模式或依恋类型(或“神经编码”)，形成于婴儿在早期与父母和保育员在一起的经历。如果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孩子与家长之间形成了良好、安全的依恋关系，孩子将来的情感联系模式就会更加安全。而且安全依恋模式很可能会让孩子成为自信和冷静的人，可以自如地与他人互动。一个人的依恋类型会影响他的一切，从建立友谊、选择生活伴侣，到结束与伴侣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

在几个案例中，由野狗或狼抚养长大的孩子用四条腿走路，而且还会吠叫。一个俄罗斯男孩在一屋子鸟的陪伴下长大(疏忽的母亲把他当成一只宠物)。孩子在7岁时，才被社会工作者解救出来。当时，他不会说话，激动时只会鸣叫并挥动双臂。

野孩子成长为机能健全的成年人(或至少符合传统观念的人)的案例几乎没有。因为在成长期，每一项具体技能的学习都有其最佳时机。如果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孩子就可能在发展或感情上存在终生缺陷。

虽然像我这样的学者不应该推测，但接下来我要推测一下(人们认为推测不是“真正的科学”，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又非常必要)。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不太擅长面对面的交流，也不善于交际。因为人们可能不太会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不太能感受到或给予爱，因此不太可能建立持久的关系、家庭和社区。也许，有的人不能甚至不喜欢与其他人有身体上的接触。这就可能出现多米诺效应。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后代可能缺少关注、爱，或者什么都没有。的确，人类天生就是群居动物，而且寻找联系是人类的本能和生存技能，只不过它不会奇迹般地自己出现，必须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地交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虽然这些事情微小，并且简单，但是，如果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婴儿获得的眼神交流减少了、一对一的关注减少了，可能会导致进化的昙花一现。

根据英国教师与讲师工会的报告，随着学龄前儿童使用平板电脑越来越普及，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注意力、精细运动技能和技巧、语言能力、社交能力发育迟缓。此外，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肥胖和疲劳现象也在增加。

据北爱尔兰的一位老师描述，如果允许年轻学生在睡前玩电脑游戏，他们第二天到校后的状态可以用“电子宿醉”来描述，而且他们的注意力“非常不集中，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教室里一样”。

研究证明，看电视不仅不能诱发睡意，还是一种不良睡前习惯。而令人兴奋的互动应用程序只会更糟。虽然人们经常把平板电脑拿给孩子，用来安抚他们，但即使是那些出售时声称有“舒缓”作用的平板电脑，也会起到刺激的作用。

学习孤独和孤单是早期发展的基石，但因为你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感到孤单，所以用设备来安抚他们。

是安抚还是过度刺激?跟无聊一样，犯困也是一种自然状态，除了睡觉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不需要专门的设备和干预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时候儿童和成年人犯困的表现形式不同。通常，成年人累了的时候会变得昏昏沉沉、无精打采。而有些孩子为了矫正自己的行为，会表现得更加精力充沛，甚至亢奋。犯困的孩子可能会喜怒无常、情绪冲动、激动或有攻击性。

有些早期学习专家认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增加和儿童使用屏幕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现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已经成为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最普遍的精神疾病。神经科学研究显示，随着苹果平板电脑、手机和其他数字屏幕在美国家庭的普及，诊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在增加。

家庭医生伦纳德·奥斯特赖克博士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和社会交际研究会的成员。他认为，婴儿或小孩在玩“互动”设备时，不可能有社交活动。这个过程中，没有眼神交流、轮替、真实的声音或共同关注的机会。他写道，“对孩子的微笑、大笑或胡言乱语之类的社交行为，这些图片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反应的。”

长期食用含糖的零食会让人对甜食产生更大的欲望。过度刺激也会让幼童对过度刺激产生欲望吗?不管大脑通路会不会真的因为接触过屏幕上超级兴奋的视频游戏和娱乐而受到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享受安静的乐趣，与数字屏幕上的强烈刺激之间的反差，一定会让人对更兴奋的事情产生一种冲动或者爱好。这是感官兴奋上瘾的一种。

2014年，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弗里德曼博士在《纽约时报》中写道:很可能，社会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流行”，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而已。管理严格、要求很高的学校环境和强烈刺激的数字世界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让年轻人不愿上学。由身临其境的游戏和激动人心的社交媒体组成的数字化生活，是一个即时满足的世界。也就是说，人们的任何愿望或幻想都可以在眨眼间得以实现。相比之下，在这些喜欢猎奇、生活在21世纪初的孩子的眼里，学校比几十年前更加枯燥乏味。在这个相对无聊的学校环境中，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行为会更加明显、更容易引起老师的关注，从而抬高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的数量。

所以很显然，与流行电子设备的刺激和安抚功能相比，现实世界的课堂是个无聊的环境。但是，这两个环境不应该相互排斥。技术在教室里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英国一所私立小学的校长乔·海伍德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其他的教育机构也有这种现象)。儿童虽然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进入幼儿园的，但他们的沟通技能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家长或看护者用平板电脑来“安抚”他们，而不是跟他们说话。这种现象，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有，不管他们的家庭一贫如洗，还是丰衣足食。

根据邓巴的研究，如果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与社交网络上成千上万这样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在现实世界积累的经验将不足以应对网上任何规模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大规模的，更不用说应对现实世界的人群。换句话说，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越多，儿童的社交能力就会越差，而不是越好。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的理论。我们之所以感到紧张、内心在挣扎、心里不痛快，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或观念与世界产生了冲突。这时就会出现认知失调。为了寻求内心的和谐，我们决定(无意识地)关注冲突以外的事情。这可能是个不理性的异常行为。我认为，网络空间的大象反映的就是社会认知失调。就是说，互联网上对社会有益和不利的影响，我们都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感到矛盾，我们选择忽视不利的影响。技术帮助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了减少紧张感和内心的挣扎，我们专注于互联网带来的所有好东西:无线上网技术、连接性、便利、提高社会地位的有趣的小玩意儿。于是，我们决定忽视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我强烈反对这种做法。难道我们想让孩子通过接触网上的极端内容——推特上的恶意破坏、仇恨言论、网络欺凌和赤裸裸的色情，来“培养”韧性?这个论点表明，在工业革命后的残酷环境中，为了保护童年的纯真和保护儿童权利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实际上是溺爱和过度警觉趋势的开端。但是我们不是把小孩送到煤矿的狭窄隧道或高大烟囱的微小通道里。我们现在要把他们送到黑暗的未知领域里，去探索网络。这简直就是一次品格的培养锻炼。

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我们抵制过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的儿童生产的商品，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孩子被剥夺了儿童的权利。接触网上极端令人不安的内容，也是在剥夺孩子的纯真和童年。你不需要火箭科学家或网络心理学家来帮忙，就能知道这一点。

这简直就是网络丛林法则。这是把孩子扔到游泳池的深水区教他们游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论点，就意味着接触色情内容是一件好事，而且为了让孩子学会抵御成人猎艳者的技巧，应该通过网上的经验慢慢灌输。我就是不赞成这种做法。在网络环境中培养韧性，简直就是在举白旗投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家长跑到酒吧门口，阻止自己的孩子买酒，或守卫在香烟自动售货机旁，制止孩子吸烟。在现实世界中，孩子会被禁止购买有性和暴力内容的电影票，而且色情印刷品也会被放置在便利店的专门区域。

那么，为什么在网上，可以这么容易找到?所以，我认为需要更多的治理、更多的监管、更多的保护。

解决方案是什么?年龄验证和网上确认将是个好的开始。只要我们杰出的技术创新者稍稍协助一下，就可以进行年龄限制和年龄验证。

一定程度的自恋可以帮助人们取得成功，因为人们会为了关注、好评、名声、奖品或特殊待遇而努力。有人认为，最自恋的人是演员，心理健康一点的演员甚至还会开自恋方面的玩笑。虽然自恋者不一定都是无情的人，但他们都渴望被人关注、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会对他人漠不关心，对他人的遭遇麻木不仁。

在众多人格特质中，心理学家定义了一系列自恋者类型。一般情况下，在自恋者人格量表(NPI）的评估中，得分高的人会表现出自己的重要性、浮夸、极度自私、相当自爱、极度需要他人的仰慕。在超级自信的面具背后，他们的自尊非常脆弱，容易遭到他人的批评。

今天，我是谁?明天早上，我想成为谁?他们可以从同龄人的反馈中寻找到答案。现在，这些反馈出现在网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网上，不仅有朋友提供反馈，还有免费的个性在线占星术、个性问卷和大量的手机应用程序，帮助他们分析笔迹、音乐品位、食物偏好，甚至洗澡风格。

青少年沉迷于反馈回来的自我，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找出自己是谁。过去，青少年常常盯着浴室的镜子，打量自己。而现在，镜子被替换成了手机拍摄的自拍照这样的虚拟镜像。那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在人类社会心理学中，自我概念指的是人们如何思考、评估或者看待自己。准确的定义是，“个人对自己的信念，包括个人的特征，以及自我是什么、是谁”。

通过观察自拍照，青少年可以了解到哪些信息?会不会影响自我概念的发展?此外，研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过度使用技术，缺乏与同龄人面对面的互动，会不会像隔离猴一样变得更加孤立，选择回归到数字影像的舒适环境中，而不向朋友或家人寻求安慰、与他们没有面对面的互动?

这种网络效应会不会鼓励儿童或青少年对他人失去兴趣，或者压根儿不感兴趣呢?

人本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的研究工作的价值体现在展示年轻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自我概念有三个组件:你对自己的看法，或称“自我形象”。你估计自己的价值是多少，或称“自尊”。你希望自己像什么，或称“理想自我”。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罗杰斯的组件中添加第四个组件—“自我”。在技术时代，似乎身份的发展更多的是通过一个不同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无形的、数字化的)来实现的。

我们把这个自我称为“网络自我”，或者是数字环境中的你。这是个理想自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此是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件。在网络空间这个新环境中展现出来的你，是个全新的、潜在的你。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都正忙着组装、创造和体验这样的虚拟自我。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技术的作用一年比一年重要。这时，与他人互动的是网络自我。如果投入的时间够多，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迅速走红，成为名人。自拍照是网络前沿中的自我，是迎合公众的消费品位，专门创造、设计出来的人为产品，具有很强的可控性。

库利的镜子实验说明，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己，不能通过镜子里的影像，而要通过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以及他人所说的话。为了获得身份，个人在看着穿衣镜中的自己时，要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换句话说，库利认为，人类的自我概念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的反馈。

心理学之父、大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发展了这个观点。他指出，个人能够成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身份，取决于他们与谁在一起。他认为，我们的“自我”数量，可能与我们认识的朋友、家人、同事一样多。

尽管真实的你在沉睡，但是网络上的你依然存在。这个“永远在线”的你，在不断发展、更新、交朋友、建立联系、赢得追随者、被人“点赞”、被人关注。这种状态不仅会给人带来紧迫感，让人陷入连续的反馈循环中，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让虚拟自我跟上潮流、与他人保持联络、受人欢迎。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青少年会如此热衷于设计自拍照。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身份的形成过程有时混乱不堪、难以控制。这时，精心修整和处理自己的肖像，让网络世界所有人都能看到，就可以带来极大的满足感。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带来这种满足感?

那么，哪一个最重要:你的真实自我，还是你在网上创建的那个自我?也许，是曝光率更大的那个。

奥斯卡·王尔德的哲学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年轻男子道林·格雷，有着无与伦比的美貌。他让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给自己画了一幅油画。这幅全身肖像画得非常好看，但道林却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自己将慢慢变老，变成一位老人，而画像依然魅力四射。画像不仅会保持完美的形象，还会一直提醒他失去了什么。这种想法让他痛苦不已，所以他许了一个愿，有点儿像与魔鬼的一场交易:他希望变老的是这幅画，而不是他自己。

随着年月的流逝，道林痴迷于享乐主义和放荡不羁的行为，甚至沦落到了堕落的地步(我在第一章“恋物癖的常态化”中讨论的内容，你可能还在想方设法忘掉)，但他的愿望实现了。他似乎一点儿都没有变老。不过，从他的肖像上，可以看到时间的蹂踊和堕落行为的影响。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他永远年轻和漂亮的外表却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孤苦伶仃。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甚至到最后，连道德都没有了。他的肖像一天比一天丑陋，一天比一天邪恶，真实地反映了道林的内心世界。最后，这幅画变得恐怖极了，他决定把它锁进房间里，不让他人看到。

现在，在技术的帮助下，道林的故事可以出现逆转。经过过滤处理、合成，而且最重要的是被“点赞”后，网络自我会一天比一天好看，而真实的自我可以被锁在房间里。

在我们当代的隐喻中，网络自我不但不会变老，而且可以在网上永远过上理想的生活。不过，另外一个自我在变老，那就是人自己。这个自我需要照顾、尊重、培育和滋养。最需要爱的就是这个自我。但是，如果把它锁进房间，怎么能寻找到爱?你会像爱你的自拍照一样，爱这个自我吗?

患有身体畸形恐惧症的人始终相信他们的外表有问题，无论朋友和家人，甚至整形外科医生怎么劝说，都无法说服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虽然自我意识极其痛苦，但他们依然不愿寻求帮助。如果不及时治疗，身体畸形恐惧症通常不会自己缓解或消失，而且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糟，最后会像丹尼·鲍曼的案例一样，出现自杀的想法和行为。

想一想，青少年在网络自我中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绘制自己的自画像。如果网络自我受到了攻击，被人说成“愚蠢”“丑陋”“孤家寡人”“失败者”，我相信，青少年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内心心理冲突。

在当代，我(主格)在哪里?这是真实的主观和现实世界中有意识的自我。自拍照、前沿网络的自我表达，这些都是我(宾格)。这是一个对象，一个没有深度的社会产物。或许，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在自拍照上，为什么脸部表情会显得那么空洞，没有意识。因为数码照片是个肤浅的网络自我。

青少年可能会认为，通过自拍照，自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自我”，一个更好的物品。但是我认为，每拍一张自拍照，对其进行修改，都是在毁灭或抛弃真实的自我。每拍一张自拍照，对其投入心力，真正的自我就会被削弱。这让我想起，在一些原住民文化中，人们相信每张肖像在某种程度上都在掠夺灵魂。在思考网络欺凌和阅读自残的相关故事时，我都在怀疑，网络自我是不是在惩罚真实的自我。

青少年的家长，如果你发现了一条色情信息，要坐下来，和孩子谈一谈。压抑住关闭或没收你儿子或女儿电子设备的冲动。当你让孩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他们会憎恨自己、恨你、讨厌自己的生活，如果再拿走他们的手机和电脑，你就剥夺了他们的整个支撑系统。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太过分了，因为他们需要发泄，需要朋友的帮助，所以要让他们发泄，找朋友帮助。最后，如果他们的网络生活出现了任何问题，一定告诉他们不要尝试自己处理。家长为青少年服务的时候到了。

所有伟大的爱情故事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亲密会擦出爱的火花，但分离会点燃爱，让爱变得浓烈。想一想那些经典的浪漫爱情的结局，不管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罗密欧与朱丽叶、斯嘉丽和瑞德，还是里克和伊尔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都是在他们认识和信任对方的短暂而微妙的时刻建立起来的，遇到的障碍反而会为浪漫爱情和激情推波助澜。

换句话说，障碍可以制造浪漫。障碍有可能是环境造成的:误解、时机不好、身体剧变、以往的承诺、缺少互惠、地理距离或者已婚身份。障碍的重要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婚外恋中，“欲擒故纵”可以让第三者的情感升温;为什么对某些人来说，一段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情感上都没有未来的浪漫爱情，反而会产生最为急切的情感。

如果你熟悉弗洛伊德或精神分析，那么你可能知道移情和投射的心理影响，就是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把以前熟悉的人的特征或个性附加到他人身上。你肯定知道，“填补空白”的过程有多么强大(因此就有了这句著名的感慨，“听你说话的语气，很像我母亲，’)。人类通过想象力，会把过去的记忆和印象结合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伟大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有部分来源于作家认识或者曾经认识的真实的人。在网络空间，移情会被放得更大。

这是否意味着，在本质上，你在网上认识的人是假的，有一部分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恐怕就是这样。现在又有了约会网站，甚至有可能见面和约会的并不是两个“真实”的自我，而是两个“虚拟”自我、两个网络假象。它们是为了特定的效果，不自觉地构建和设计出来的，因此真实性严重缺失。

我们进入的这个以技术为媒介的关系时代，人与人的联系只是昙花一现，存在的时间只有滑屏的时间那么长吗?如果人们发现滑屏的动作可以带来精神上的奖励，他们真正喜欢的原因，可能不再是寻找伴侣或爱情。一些调查表明，人们面对面的接触(不管浪漫不浪漫)在慢慢减少。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约会应用程序和色情信息，以及其他虚拟接触，实际上可能会对人们的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研究团队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要求在网上频繁发表评论的人填写一份人格量表，调查他们的评论风格。结果令人十分不安。研究显示，经常发表评论的人、享受恶意破坏的人和自认为是“恶意破坏者”的人，这三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享受恶意破坏的人和在所谓的黑暗四分体人格(以集群方式聚合在一起的一组特征:自恋、虐待狂、心理变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四个组成部分中占了三个的人，这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研究人员把恶意破坏看成是“每日施虐狂”的一种表现。现在，需要避免这样的网上行为。

伦子、真中、内妮不仅可爱，而且忠诚。她们的性格可以在设置中进行调整。最重要的是，与网络情景剧《云端情人》不一样的是，根据程序，她们永远不会抛弃你，因为在她们的代码中，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设置。

有玩家宣称，他们对这些虚拟女友的爱感觉起来很真实。这种爱能够让人得到安慰、支持和抚慰。我们从研究中得知，人们可以与虚拟人物形成真正的、真实的情感依恋。

为了让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人们需要与人交配，不能是幻想中的伦子、真中和内妮。在日本，这个问题不再是纯粹的猜测。最近政府公布的一项调查估计，在20岁和30岁的日本男性和女性中，将近40%是单身，他们不仅对人际关系不积极，对寻找情侣也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人际关系往往“令人讨厌”。

对某些人来说，亲密不但有风险，而且可能很困难。对于那些在早期的人际关系中有痛苦经历的人，或在发展阶段出现困难的人来说，亲密关系太危险、太冒险了。在《一起孤独》一书中，雪莉·特克对科技的魅力以及科技在阻止或减轻对亲密关系的恐惧感中发挥的作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最近，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有不安全感，害怕亲密的关系，所以人们开始在技术上寻找一种方法，既可以建立人际关系，同时又可以保护人际关系中的自己。”

不过，我怀疑，正是因为技术本身，才让我们无法学会如何与人亲密，才会在亲密、关怀、面对面的关系中感觉到不自在。有些调查显示，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邂逅(不管浪漫不浪漫)在持续下降。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约会应用程序和色情信息以及其他虚拟接触，实际上可能对人们的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会对我们通常所谓的人类亲密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技术本身会让我们害怕亲密关系。对此，哈佛医学院临床心理学家克雷格·马尔金博士提供了证据:奇怪的是，我们的大脑似乎不介意刺激是来自美好的性爱、毒品，还是来自《魔兽世界》中史诗般的胜利。它们都会刺激一种感觉良好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大量分泌，然后传递到大脑的奖励中心。而作为神经系统原动力的多巴胺，往往会让我们不计后果，一次又一次地追逐同样的刺激。所以游戏或色情永远无法治愈我们的孤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成为一种安慰剂，让人深度上瘾。正是这些安慰剂让人轻易远离人群，最后回到网络空间。

我们可能处于一场性革命当中，这个容易搭讪的时代似乎带来了更多的网上亲密关系，甚至更多的性行为，但并不是实际的接触性关系。正如特克所说的那样，更多的人在“一起孤独”。在科技时代，这就是性亲密的一个新定义。

在研究机器人手的时候，他第一次体验了自己描述的“怪异感觉”。为了科学地说明看到人工手的情感效应，他绘制了一张图表，一个轴代表“亲和力”，另一个轴代表“人形”，用来映射人们对各种机器人原型的反应。这张图表显示了人类对原油工业机器人(看起来不像人类)的亲和力分数较低，玩具机器人(从机器的角度看，很可爱，就像《星球大战》中的R2-D2或C-3P0)的亲和力得分适中。但当机器人变得太逼真以后，亲和力却在急剧下降。于是，在森政宏的图表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凹地，被称为“恐怖谷”。

机器人和电脑成像行业的有些人把恐怖谷作为设计上的挑战，决心解决它。一旦他们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想象一下，当人类变成了人工智能制造商生产的对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人们逐渐开始使用和喜欢游戏与约会应用程序一样，为了获取娱乐、快乐和亲密感，机器人对于人类来说很可能会非常诱人、不可抗拒。开始的时候，它们会很亲切，你会抑制不住喜欢上这些可爱的机器人或者虚拟化身。人工智能，不管是嵌入一个机器人身上，还是嵌入火种算法中，都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人类不会再寻找亲密的伴侣了。那时，我们会被网络的自然选择淘汰掉。

在线医疗搜索会让原本就很复杂的信息不断过载，从而使得所有接触到这些信息的人陷入恐惧的漩涡之中。忧心忡忡的人不会去找那些研究过概率和风险的医生，让他们提供深思熟虑、科学的意见，反而去关注出现在搜索结果列表顶部的最极端、最恐怖的情况。

虽然大多数生病的人会康复得很好，还会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少数人仍然放不下，还会细想病情，并且喜欢自己在分享医疗过程中噩梦般的故事时他人给予的那种关注。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可以分享自己的痛苦和遭遇的环境。现在，技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医生候诊室。在网上的健康论坛中，会有成千上万的听众附耳倾听，这个空间是为习惯抱怨的人，甚至是为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专门打造的。

按照疾病的种类提供医疗搭配服务，可以让相似症状的患者聚集在一起。根据疾病的种类，把患者分在不同的疾病论坛里，可以让患者的心理状况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在研究人群发病率的流行病学家眼中，疾病是个数字游戏。例如，你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患过感冒吗?假设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你知道有多少人患有禽流感吗?不是很多。在科学家眼里，这种发病率的差异不仅重要，还会告诉我们健康状况和脆弱性相关的信息。换句话说，根据相对发病率，你会觉得自己患感冒比患禽流感的概率要大。

不过，等你上网后，在虚拟社区里，在你的台式电脑上，突然有数亿人几乎都有类似的疾病。于是，你的看法会受到网络的严重影响。至于丽莎，自从进入这个世界后，她遇到或读到的每一个人都宣称自己患有莱姆病，通常还是严重的疾病晚期。正如之前所说，这就叫在线联合，通过算法，会产生一对多和多对一的交互。这与变态和乱交者在网上找到彼此是一样的，只是结果不同而已。在医学论坛上，到处都是患者，你更有可能相信自己得病了，甚至觉得自己患有严重的疾病。

在手动分析了1万份网络蜘蛛后，科学家研究确认，在许多搜索中都有升级现象，说明搜索者从阅读常见的身体症状，发展到了阅读罕见且严重的症状。同时，科学家还调查了515人。10个受访者当中有9人表示，在网上搜索常见的身体症状时，至少有一次深入阅读过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1/5的人说，他们“经常”这样做。

结论是，“对于很少或没有经历过医疗培训的人来说，网络可能会让他们的焦虑感增加”。怀特和霍维茨写道:“尤其是在网络搜索成为诊断过程的一部分以后。”

为什么?因为几年来，产生搜索结果的算法没有考虑到临床发病率和统计概率。相反，它们是基于广告搜索模型设计的。它们的排名是由原始度量“频率”决定的，而且最终的信息呈现方式与医生完全不一样。想象一下，你告诉医生自己头痛时，她说，“好吧，你的症状可能是宿醉，也可能是脑瘤。”“哦，我的天，”你可能回应说，“跟我讲讲脑瘤!”

显然，你的医生不会这样说，但健康搜索会。它会提供一些选项，其中就包括最糟糕的情况，而人们往往会首先点击这些糟糕的情况，于是影响到频率排名，把最糟糕的搜索结果移到了搜索结果的顶部，因为搜索算法没有考虑你的年龄、性别、总体健康状况或病史，而且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前因后果。

焦虑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不确定性和感观上的危险。在线医疗搜索的网络效应只会让复杂的情况出现信息过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于是，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惧之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忧心忡忡的人不会去找那些研究过概率和风险的医生，让他们提供经过深思熟虑、科学的意见，反而去关注出现在搜索结果列表顶部的最极端、最恐怖的情况。

疑病症患者占总人口的4%~9%。在互联网广泛使用之前，这一数字在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很稳定。这种疾病会同时出现在男性和女性当中，而且似乎会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可能是家族遗传疾病，也可能是在家庭环境中养成的行为。与大多数患有这些类型疾病的人一样，不出意外，疑病症患者在生活中常常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冲动、神经过敏、自我意识过度。通常，患者还会有焦虑症或抑郁症。

1951年，英国医生理查德·亚塞把那些编造自己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称为“孟乔森综合征”患者。1977年，儿科医生罗伊·梅多借用这个词，把那些捏造或假装其他人(通常是孩子)有病的人，描述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患者。有人曾经把这个说法扩大到其他疾病，统称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

在英国，孟乔森综合征患者也被称为“医院瘾君子”。这些人虽然比疑病症患者更罕见，但他们有几个共同特征，其中一个就是敌视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与疑病症患者一样，他们往往对各种症状、医学治疗和护理了如指掌。危重病护理专家劳拉·柯瑞多在她的文章《壁橱里的怪物》中写道，孟乔森综合征患者因为真正的疾病住院后，病情会变得更加严重，开始编造有关疾病的谎言。在愚弄医生时，他们似乎可以在情感上获得满足感，而且很享受与医生的这种欺骗关系。

当这个综合征演变成另外一个名称—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后，情况就更罕见了，而且动机也有了变化。有这种综合征的人(通常93%是母亲)会利用另一个人(通常是这位母亲的孩子)想出一个干扰医学专家的场景。于是，梅多博士给这种行为起了这个名字，用来描述一位母亲把自己的血液加入婴儿的尿液样本中，伪装疾病。还有一位母亲，用食盐让自己蹄珊学步的孩子中了毒。

在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中，母亲的动机是贪得无厌地寻求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她们的情感奖励来自有能力愚弄他人、得到表扬和同情、卷入一些重要事件。当然，有时还会有次要的收获或动机:住房补贴、福利、免费药物和经济援助。但是最大的驱动因素似乎是，渴望被人视为天使、救世主、照顾长期生病的孩子的坚忍守护神。它变成了母亲的一种身份。

早在2000年，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名专门研究人为疾病的精神病医生马克·费尔德曼博士，创造了虚拟人为疾病和网络孟乔森综合征这两个术语，以描述那些通过网络行骗和伪装的行为。

简单地说，深层网络指的是互联网未索引的部分。这里的内容占互联网96%~99%的内容，远远大于常规信息交流的表层网络。深层网络的大部分内容非常枯燥，包括垃圾邮件和存储，例如，美国政府的数据库、医学图书馆、大学志、分类手机和电子邮件历史。与表层网络一样，这里的内容也可以共享。

那么，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深层网络上的内容，即使没有透露身份或位置、没有电脑的互联网协议(IP)地址和其他常见的痕迹，也可以共享。这里的网站没有索引，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谷歌浏览器、苹果浏览器或火狐浏览器这样的表层网络浏览器，是搜索不到它们的。通过保护你身份的软件，利用洋葱这样的插件浏览器，是进入深层网络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为了隐藏身份，这个浏览器的重选路由像洋葱一样有很多层，所以被命名为“洋葱路由器”，简称洋葱。

深层网络中许多网络罪犯的活动场所，就是海盗航行、掠夺和埋藏战利品的地方。它有一个浪漫的名称—暗网。它只是深层网络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占整个互联网总量很小的一部分。在网络科学中，“暗”这个字是用来描述任何隐藏、难以捉摸、找不到的东西的。当间谍消失在黑暗中，就找不到了。

非法活动怎么会跑到那里?最先使用深层网络的是美国政府。洋葱浏览器的协议就是在联邦资金的帮助下开发出来的，那些需要保护身份的人(从反间谍特工、记者，到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包括在内)在这里与政府匿名通信，比较安全。但自2002年洋葱路由器软件可以免费下载后，出现了数字黑市，就形成了一个罪恶的地下社会，充斥着各种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团伙、毒贩、雇佣刺客、寻找新的儿童图像和受害者的猎艳者。

就像现实世界中的犯罪会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和帮助一样，网上的罪犯群体也受到了表面网络市场及其服务(例如，优步、火种、亚马逊)的影响。人们认识到，现在的消费者不仅希望得到即时满足，还希望价格便宜。在暗网中，销售毒品、武器，以及提供隐藏服务的网站也有折扣日、优惠码、买一送一、特价、退款担保和忠诚点数。促销活动很常见，有些毒品交易网站还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暂时代管你的钱，直到你的包裹安全送达。当出现技术故障时，他们会很快致歉。

甚至还有售后服务。在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中，我们把这种服务称为“在线犯罪服务”。询问客户的满意程度，并提供改进建议的机会。

“丝绸之路”网站是个网上黑市，而且是同类网站中第一个提供毒品、吸毒用具、电脑黑客和伪造服务，以及其他非法商品的网站。这些商品经过了精心的组织，方便购买者挑选。就像亚马逊和其他表面网络的网站一样，客户可以按要求评价“丝绸之路”的卖家，反馈运输和包装这样的日常事务。在亚马逊，买家有机会在网站上针对购买的货物写下长篇评论。“丝绸之路”的买家也可以发表评论，透露他们所购买毒品的价格，为众多吸毒人员提供建议。

与其他善良的海盗一样，恐怖海盗罗伯茨也有一个准则:“丝绸之路”网站不允许出售被窃物品或虐待儿童的材料。网站给人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网站是维护真正道德情操的一股力量。“总之，“丝绸之路”的追求，比嘲笑人类和购买毒品要崇高得多。”鸟布利希写道，“我们要重拾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要求正义。”

2003年，瑞典的活跃分子创建海盗湾网站的目的并不是非法转载、犯罪或大胆的机会主义。实际上，他们说自己不是为了钱。与罗斯·鸟布利希一样，他们声称这是为了瓦解腐朽的资本主义市场。

共同准则再一次出现了。反知识产权运动在科技行业很流行，而且在网络空间有大量粉丝。精明的海盗湾管理员不仅通过组织政治集会，分发“文件共享的实用性、道德问题和哲学问题”的请愿书来宣传网站，还声称这么做是互利互惠和有情有义的，并不是偷窃行为。

道德观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违法的人实在太多了，人们就不会再认为违法行为是不道德的。与极端网络欺凌、之前章节中讨论的其他问题行为一样，倾向于网络盗版的人，事实上很容易与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形成联盟。这就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很正常。

耍酷只是同伴压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助于新规范的建立。只有耍酷，才会有人说自己聪明、有见识，是新技术、新行为、新道德的早期接受者。只有耍酷，才能让你毫无障碍地滑下单向的道德滑坡。

不管我们讨论的是表层网络，还是深层网络，网络环境都会让道德的滑坡越来越陡，越来越容易往下滑。

许多理论关注的是罪犯的个人特征，但是社会学家劳伦斯·科恩和马库斯·费尔森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日常活动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犯罪发生的环境。该理论认为，在没有监控者的情况下，有动机的违法者如果遇到了合适的目标，就有可能犯罪(动机十足的违法者+合适的目标+监控者的缺席=更多的犯罪)。

在现实世界中，年轻人有朋友、哥哥、姐姐、父母、邻居、店主、教师和警察。他们会说，“别站在桌子上”，“别拿着剪刀乱跑”，“别在窗台附近走”，“不要去那附近”。但是在网络空间，权威很少，而且有人认为，这里没人负责。

不管是到暗网购买被盗的信用卡号码，还是尽力让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泄露，犯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简单或容易。过去，犯罪会出现身体上的危害。这意味着，有武装冲突、面对面的交锋、罪犯必须比执法人员更聪明。现在，对于大多数的网络罪犯来说，风险微乎其微。只有贫穷的“骡子”或来自爱沙尼亚郊区的青少年才会被抓。

至于受害者，他们无处不在。曾几何时，犯罪是一场意外，是因为你恰好在晚上独自行走，或走进了钱包和车钥匙可能被偷的社区。或者犯罪的发生是随机的，你在错误的时间，走进了错误的地方。

现在，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因为你身上有太多有用的宝藏:你的身份、你的数据、你的账号和密码、你的护照信息，还有其他一些信息。因为它们被保存在云存储中，或者可以通过你的智能手机获取，所以随时都有被盗的可能。全世界有30多亿人上网，估计有70亿手机用户，其中有一半的人同时还在用宽带接入网络。移动宽带的覆盖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到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受害者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在犯罪学中，这种情况叫“攻击面广”。我用另外一个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受害者无处不在。

罪犯隐藏得很好，但是你并没有隐藏起来。

甚至我们的自我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婴儿和蹄珊学步的幼儿从出生开始，就在通过触摸屏观察与体验自己和世界。曾经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份形成过程中起催化剂作用的面对面的反馈和镜像反射，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网络体验。过去，择偶过程需要依靠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联系，现在，变成了机器的辅助，而且经常由机器来决定。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记得，曾经的孩子大多在户外跑来跑去、爬树、大笑、大喊、相互戳来戳去、相互取笑，而且都是面对面地进行。这些都是成长经验。不像现在，大家像线型聚合物一样，严肃地蜷缩成一团，面无表情地盯着电子设备。过去，我们在现实生活面对面的场景中开始第一次浪漫的邂逅、肌肤相亲。现在，很可惜，这种邂逅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在环球网络上穿梭的电子色情图像。

这是网络空间的悖论。在某些方面，生活还在一如既往地继续。商人仍然通过网络赚钱，朋友仍然要交流，人们仍然会坠入爱河，青少年仍然痴迷于颜值，孩子们依然会在一起玩耍。但他们都很孤独，都在盯着自己的电子设备，而不是盯着彼此。这样的生活，怎么能把他们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反过来，他们又会如何改造社会?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伟大，在于这个社会如何对待自己最脆弱的成员，而不是如何把酷毙了的新产品卖给尽可能多的人。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地球上如此多的生命正在被改变。但是新的，不一定总是好的。技术并不总是代表进步。我们迫切需要在这个疯狂追求网络鸟托邦的时代，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本书的序中，我把这个时刻与启蒙时代做了对比。在几百年前的那个时代，人类的知识、能力、意识和技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其他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一样，我们有机会看清楚社会的走向。最佳时机就在某个短暂的瞬间。我们仍然还有曾经的记忆。我们当中那些仍然记得互联网之前的世界和生活的人，是很重要的资源。我们知道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历险中，承担起指导和建议的责任。

那时，我们的自我意识分布在十几个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上。那时，性生活还需要登录，输入密码。那时，我们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与机器人争夺工作机会;阴暗的想法和黑暗势力会在网络空间弥漫、聚合、殖民。那时，也许我们希望自己曾经对这些问题有过更多的关注。

现在，谁在负责?谁在控制?如果我们把网络当作一个连续统一体，那么在一端，是我们的理想主义者、键盘侠、早期的尝试者、热衷于互联网自由的哲学家，他们不愿有人低毁，或通过监管和治理来限制这样的自由。在另一端，是科技产业，用实用主义的视角看待网络自由。它们在利润的驱动下，担心治理花费过高，担心限制会影响自由的本质。这两个群体的动机截然相反，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在网络空间结成了战略同盟，立场坚定。

剩下占99.9%的我们和孩子生活在那些既得利益者中间。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我们使用技术，就像呼吸空气和饮水一样，因为我们的社会、职业和个人生活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生计和生活方式、水电、联系、教育都离不开技术。与此同时，在这个新的前沿，我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发言权。

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会受到技术的影响，这当中当然也有积极的影响。但网络的影响已经触及我们发展中或心理上的致命弱点，不管是婴儿期的视觉感知、蹄珊学步幼儿的自我调节、儿童的社会化、青年人的人际关系，还是成年人的工作、家庭、健康问题，都受到了影响。

让我们做更多的讨论，提更多的要求，但我们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在技术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归根结底是设计。网络前沿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空间。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些东西，可以重新设计。

我赞成互联网自由，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自由。

我们的人性是我们最宝贵和最脆弱的资产。我们需要关注技术变化是如何影响人性的。我们是否对设备、制造商和开发人员要求得太多了?我们对人性知道得越多，提出的要求就会越多。我们要求智能手机不能让我们忽视自己的婴儿;我们要求游戏不能太让人上瘾，不要把成千上万的亚洲青少年男孩送去康复中心;我们要求不能让网络上的猎艳者轻易取得优势，因为他们会通过黑客技术来诱骗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