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列举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是党规党纪的“负面清单”，是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本期推送的内容是关于工作纪律的小故事。
一、“国之脊梁”林俊德：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
林俊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2013年，中央军委追授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5日，入选"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
林俊德同志爱党报国、忠诚使命，长期扎根戈壁大漠，参加我国全部核试验，为铸就大国核盾作出重要贡献。他不畏艰难、勇攀高峰，聚焦某关键技术研究领域，在国外实行封锁、国内无可借鉴的情况下，带领科技人员突破多项核心技术，取得了一大批重大成果。他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始终恪守“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
2012年5月4日，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为抓紧传授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思路，他拒绝住院治疗，返回单位工作。5月26日，因病情恶化，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醒来后对医生说：“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紧要的是时间、是工作！”在生命最后8天里，他强忍病痛整理完用毕生心血积累的3万份科研资料，3次打电话指导科研工作，2次召集课题组成员交代后续任务，并写下了6条建议。他还用两天时间审改一名博士8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并写下338字的评阅意见。在生命最后1天，虽然已经腹胀如鼓、呼吸艰难、极度虚弱，病重的林俊德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要下床工作。于是，病房中便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病危的林俊德，在众人的搀扶下，向数步之外的办公桌，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他强忍着剧痛，在电脑上连续工作近3个小时，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将加密的科研资料和成果整理后交给祖国。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
二、贺龙重拳痛击住“小洋楼”的高官
西南地区解放之初，经费缺乏，部队亟需的营房、仓库、医院还没有全部建起来，有些武器装备油料桶在露天存放，不少部队还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
1952年秋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看到有材料反映：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快成美国“华尔街”了。贺龙放下材料，就约上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干部部部长黄立清等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到北碚了解情况，事先也没有通知该部。
贺龙一行远远就望见了几座新盖起来的“小洋楼”。来到楼前，主人不在家，他们便走进屋里“参观”：电灯、电话、地毯、沙发、浴盆、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
贺龙从“小洋楼”出来后，抬头看到了附近山岗上有几个帐篷，便对闻讯刚刚赶来的该部负责人说：“怎么，‘华尔街’还有住帐篷的？”“报告贺司令员，那是高炮连的驻地。”贺龙说：“上去看看。”就迈开大步朝山丘上走去，进了一个帐篷。他关切地向连长指导员询问：“帐篷里这么黑，战士们怎么学习？”连长说：“报告贺司令员，我们这儿还没有拉电线。”指导员顺手点燃了煤油灯。贺龙又问：“你们这里怎么没有自来水管？吃水怎么办？”“我们每天到下边打水。我们担任保卫机关和首长的任务，战士们不怕苦。剿匪部队要比我们艰苦得多呢！”贺龙点点头，走到外面，端端正正地站在围在帐篷外的高炮连战士面前，恭恭敬敬地给战士们鞠了一个躬，诚恳地说：“我贺龙对不住大家了。我有官僚主义，到现在还让你们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我向你们道歉了！”
然后，他指着对面的“小洋楼”，对随行的几位同志说：“你们回去后，叫他们从‘洋楼’里给我搬出来，到这个帐篷里来住。让高炮连搬到‘洋楼’里住！”住在“小洋楼”的两位高官，是贺龙的老部下，听到贺龙批评后，打算先给贺龙写个检讨，房子暂时不搬。
贺龙知道他们态度后，更加生气，说：“写个检讨就完了，还住在里边，以后谁都会这么干。有错不改，谁也不行！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星期给我把房子腾出来，让高炮连搬进去。他们的检讨要重写，还要降级使用。”贺龙的严厉批评，使两位老部下认识到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并很快改正了错误。
三、毛泽东如何领导人民军队反对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党和军队建设发展长期面临的顽疾，毛泽东历来反对只看表面不重实际的形式主义，并领导人民军队与形式主义顽疾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红四军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实施党对军队领导的争论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概括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14个问题，其中就有反对形式主义的内容。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时，把纠正党内的这些错误思想作为首要内容，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对不正确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非常注意在实际军事工作中反对和纠正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现象。为提高人民军队战斗技能，他多次指示人民军队要克服教育和训练中的形式主义。早在1932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红军“一切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战斗教育和演习，彻底废除过去一切形式的非战斗的教育和训练”。解放战争前夕，他要求人民军队“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军队开始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步伐，但党内军内也逐渐滋生了一些形式主义现象。1953年8月，中南军区党委向毛泽东报告了连队大量存在的“五多”问题，即临时任务多，会议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书面报告、表册统计多，连队组织形式多，认为这是各级机关部门不明了下情的一种通病，提倡从克服机关部门的主观、片面、急躁，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加以解决。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肯定了中南军区党委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批示“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
在1950年代轰轰烈烈学习苏军过程中，我军曾出现过一些形式地照搬苏军正规化经验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鉴于全军在学习苏军正规化经验中存在的简单化、形式化现象，毛泽东领导全军及时进行了纠偏正向，1958年3月他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简单的形式化做法时说，“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强调立足我军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学习苏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开启了从本国国情军情实际出发、“以我为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道路，军队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绩。
苏ICP备17028899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