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20世纪中国抗战时期徐悲鸿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宜兴市屺亭中学   周燕芬  

徐悲鸿先生是现代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的特殊因缘下，深深缅怀徐悲鸿先生之心油然而生，于是，想通过还原徐悲鸿先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前后真实而不平凡的经历，结合他创作的精品画作的背景和蕴含的深刻意蕴，探究他忧国忧民，自觉肩负起振兴中华、救国救民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表对伟人深沉的敬意，也给读者以精神上的激励，对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借鉴作用。

  徐悲鸿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坚定正直的爱国者。他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卓越贡献不仅深为人敬仰，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表现出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使国人对他崇敬有加。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出生的徐悲鸿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忧虑。他曾刻了一枚印章“生于忧患”勉励自己。

1927年徐悲鸿留学归国后，正是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许多人为了个人名利，媚敌求荣，毫无气节。徐悲鸿1928年开始创作《田横五百士》，在该画中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表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以此为主题，对那些屈附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人给予无情的贬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的铁蹄践踏我国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国民党政府推行“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一方面软弱地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一方面积极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破家亡的惨状，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徐悲鸿义愤填膺。他用画笔为人民控诉，为危亡的国家呼吁，他怀着强烈的不满，创作巨幅油画《徯我后》，描写的是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去讨伐暴君，受苦的百姓渴望大军来解救他们。悲鸿借这个题材抒发了被压迫的人民渴望有英明的领导率领他们摆脱奴役，得到解放的强烈愿望。

1935年徐悲鸿为了营救狱中的田汉，以自身性命做担保与宗白华两人签名将田汉保释出狱。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徐悲鸿深恶痛绝。当蒋介石提出徐悲鸿画一幅肖像画时，他断然拒绝。1935年春节，徐悲鸿写了一副春联贴在大门上，上联“中立不倚”，下联是“隐居放言”。他家的对门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委员会主席叶楚伧的官邸，出入很容易看到。1936年5月，徐悲鸿撰文公开斥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他曾在报纸上揶揄蒋介石说：“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者，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既来，奉送东三省；义者，不抗日；廉者，捐'廉'（上海方言'廉'、'钱'同音），买飞机平西南；耻者，阿拉（上海方言'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可耻。”当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徐悲鸿能表现出这种没有奴颜媚骨、不肯妥协，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可贵的表现。他常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在他身上关乎民族大义和个人节气。这一年，他作了国画《晨曲》、《逆风》、《雪》等有感时事的作品，特别是《逆风》体现一种奋发向上的思想感情。

1937年中华大地燃起了全面抗日的烽火。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威逼国民党首府南京，中央大学不得不向大后方转移，迁往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再次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的徐悲鸿追随中央大学来到嘉陵江畔，在入蜀途中，创作了中国画《巴人汲水》及《巴之贫妇》，表达对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抱以深切的同情。1937年创作的《风雨鸡鸣图》，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感，抒发渴望漫漫长夜过去，黎明快快到来的心情，同时唤起人民奋起抗战，也赞颂英勇善战的抗日将士。

日本侵略者在肆意侵占我们的国土，人民苦不堪言。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爱国画家，徐悲鸿怨愤难忍。既然不能在前线杀敌报国，他便在后方用手中的画笔尽微薄之力。1938年他创作的《负伤之狮》，被称作东方的“睡狮”——中国，现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国土，“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表现悲鸿爱国忧时的思想。

1939年1月4日徐悲鸿赴新加坡举办画展，画下油画《放下你的鞭子》，传达“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救亡呼声，南洋华侨筹账会把它印成10万张明信片，资援中国抗日。1939年至1940年，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徐悲鸿创作了《愚公移山图》，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了抗日民众反法西斯侵略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紧密团结，以愚公的顽强精神艰苦奋战，铲平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极具现实意义。

1941年，他不仅在国内各地办展义卖，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抗日军民；而且还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等举办义卖画展，向爱国侨胞宣传抗日，并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国家，救济难民。

1941年秋季，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占领长沙，此时正在马来西亚办展募捐的悲鸿听闻国难当头，心急如焚，连夜画出《奔马图》以抒发自己的忧急之情。徐悲鸿擅长以马喻人、托物伤怀，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和满腔的爱国热情。他笔下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意态。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悲鸿先生是一位以画笔为武器的，具有高风亮节的真正的抗日“斗士”。

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全文和312人的签名，悲鸿先生也是签名中的一位。这是一次由郭沫若发起的文化界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他们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派人去威胁悲鸿，让他发表声明，登报忏悔。悲鸿面无惧色，言词拒绝。国民党当局又以停办悲鸿积极筹划中的中国美术学院为要挟，他当场将人骂出去。徐悲鸿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坚贞不屈，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统治将崩溃，白色恐怖笼罩北平，宪兵搜捕学生。北平艺专有十几个学生被通缉，前后有4人被捕。为了营救狱中的进步青年，徐悲鸿费劲周折，亲自出面保释。

在人民解放战争结束前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的各大院校南迁。担任北平艺专校长的悲鸿与师生一起坚决抵制，拒绝南迁。当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教育部派专机来接在京知名学者时，悲鸿不顾威胁利诱，毅然做出留在北平的选择，并将国民党发给艺专“南迁费”换成小米，补贴全校教职工和学生。

1948年，在北平围城期间，傅作义是战是和举棋不定，召集北平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征求意见，悲鸿第一个发言，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让傅派人与共产党谈判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保全北平的古老文化，也使生灵免遭涂炭。徐悲鸿就是这样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名流，他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担当起了一份为民请命代言的责任，为保护世界闻名的历史名城和人民生命财产，表现出超人的胆识。

北平解放，悲鸿笔下的奔马很欢腾，并赋诗“百载沉疴终自起，自之瞻处即光明”、“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表达了他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新中国的热爱。

徐悲鸿先生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脉搏始终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他将一生奉献给了振兴祖国艺术、培养美术人才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宏伟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徐悲鸿先生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做出卓越的贡献永留人间，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他虽然走了六十多年，但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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